证人证言证据效力及采信规则
【作者】曾乐非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之一,在我国刑事证据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刑事法律中,证人证言都是应用得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一种证据。与英美证据法和大陆法系的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不同,我国的刑诉法对证人证言的法律规定较为简单、抽象,下面对两者进行简单的比较。
首先,关于证人的法律资格,我国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因此,只要了解案件情况的人,无论其与被告人有何利害关系,其作证的目的、动机如何,也不论其了解的案件情况的渠道途径如何,是否正当合理,都可以作为证人向司法机关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证言。而197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证据规则》则规定,作为证人一般需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具有表达能力,使自己的证词为陪审员所理解;第二,能理解如实作证的责任,一般是通过证人作证前的宣誓来实现;第三,证人对待证事实具有亲身体验,即证人对事实的了解是通过自己的五官感知的,是直接证据而非意见证据,对于证人的意见证据美国法庭一般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我国刑诉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讯问、质证,各方证人的证言经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在立法上,实际上已明确规定了直接言词证据原则,即所有证人所提供的证言必须以口头形式在法庭上陈述,而不允许只用案卷中的证人证言书面材料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但刑诉法第157条又规定:对未出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中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笔者认为,第157条规定的情况实际上是第47条的例外,且这种例外应该得到严格的限制。
而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有关证人证言的效力的规定有:第一,如果证人在作证过程中或作证前经法庭裁量决定,出于作证的目的使用书面材料来唤醒记忆是允许的。如果书面材料未按规定制作或移交,法庭将依据公正的要求作出适当的命令,取消该证言;第二,对于有关证人先前陈述不一致的外部证据,除非向该证人提供机会进行了解释或否认,向对方当事人提供机会向该证人进行质询,或出于其他司法利益的要求,否则不能采纳;第三,被告人所作不利于自己同时符合法律有关规定的庭前陈述,可以作为具有实质性证明能力的独立证据。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美国刑事诉讼法中严格适用直接言词证据原则,基本上排除了任何不能经法庭质证的传闻证据。而我国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导致形成了虽立法上确定了直接言词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证人证言的大量的、只是证人接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询问时所作书面证词,这不仅使立法的规定形同虚设,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造成不必要诉累。如公诉人往往对于在办案过程中证人提供的证词朝令夕改而无所适从;法院往往以关键证人未能出庭作证,某位证人的几份证言在某些环节上的不一致为由改变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案件的性质,甚至判无罪。但只要提到要证人出庭作证时,公诉人又会感到麻烦,觉得繁琐。所以在实践,往往只有那些重大疑难且证人证言一贯稳定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会要求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对于其他绝大多数案件,则只在法庭上宣读书面证言,往往还认为是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办案效率。但笔者认为,这种刑事诉讼证人不出庭的现象的漫延与发展,弊大于利。
首先,证人出庭作证是实施新审判方式的关键因素。新的控辩式审判方式要求证明犯罪、核实全部证据都必须通过庭审,法官对所有证据的查证、核实、采信都应以口头方式直接进行。如果证人不出庭,其证言无法得到质证核实,审判方式的改革也便成了一纸空文。
其次,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保证审判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增强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对抗性与平等性,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控辩双方地位、权利等实际情况决定的。
在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相对被告人、辩护人而言拥有法律赋予的强大的取证职权。这不仅表现在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受到诸多限制,如“须经证人或其它单位和个人同意”及“向被告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取证须经法院或检察院许可”等等;还表现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受原“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过分强调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犯罪、指控犯罪的职能,还未能完全形成与控辩式诉讼模式相适应的侦查与审查起诉案件体制。因此在办案过程中往往侧重对指控犯罪有利证据的收集,而忽视对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的收集,甚至通过种种明的、暗的方式剥夺、限制被告人、辩护人的案件知情权、辩护权。如依法限制辩护人的查阅案卷的权利,只允许其查阅法律文书卷及依法只向法院移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及主要证据复印件。可以说,很多案件在开庭前被告及辩护人对控方掌握的何种证据、证据之间的关系及证明力如何并不清楚。这虽然有利于保证开庭效果,美其名曰“打对方个措手不及”,但是,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剥夺或削弱了被告人的知情权及辩护权,导致法庭上的无谓纠缠增多,休庭、延期审理情况增多,使法庭对证据的当庭查证、核实采纳成为一句空话。但是上述控辩双方实际的不均衡、不平等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及现实状况决定的,也是由社会主义刑事政策决定的。为了在控辩双方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平等,控辩双方的证人出庭作证便显得格外重要了。因为只有这样,辩护方才可以通过对证人的询问、质证分析,从而判断证人证言,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揭示控方证据的矛盾及不能排除的合理矛盾之处,降低控方证据的可信度,弥补其在阅卷及调资取证方面的不足。而法官也可在控辩双方交锋的过程,对证据进行全面的认识、分析、判断及取舍,从而真正对案件形成所谓“内心确信”。
再次,有的同志认为在目前办案经费都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证人出庭会增加诉讼成本,特别对于那些证人的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均有莫大影响而证人证言又前后有出入、细节有差别的案件,证人出庭往往会影响出庭效果,被告或辩护人容易抓住证人证言的出入、差别,猛攻其一点。由于我国现阶段要求“证据确实、充分”,这样就容易形成诉累,使法院既判不了,人又放不得,这显然不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
笔者认为,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观点的流行,既有我国证明要求立法上的客观原因,也有办案人员对案件自身信心不足、怕麻烦的主观因素。诚然,证人出庭费用会增加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种费用的支付收到的效益是明显的,出庭的证人会因必须在庭上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而增加了作证的责任感,其对情况的反映会更加真实客观,起码不会经常变化,减少了作伪证的情况,这无疑节省了司法资源,保证了案件质量。
最后,有的同志认为证人是否出庭作证仅仅是个诉讼程序问题,不影响诉讼实体及法律效果,控方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或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诚然,在目前情况下要求案件所有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并不现实,但是大比例的证人不出庭也是不应该和不允许的。这不仅仅是个程序问题,更是实体问题及法律效果问题。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基本上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一方面无法保证控辩双方质证及相互辩护,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对证据的理解认识存在分歧,证据采信标准不统一。这既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影响了审判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这种现实会影响社会其他成员的法制态度,使漠视法律、藐视司法的行为蔚然成风,一旦如此,社会主义法制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精神内涵也无栖身之处。
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切实认识到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紧迫性,将其作为解决证人证言采信问题、完善庭审改革、保障审判公平的重要手段。
关于我国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很多文章论述过,主要包括“我国刑诉法未明文规定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义务”,“我国法律对刑事证人保护的规定不健全,对证人拒绝作证缺乏强制性措施及制裁条款”,“对于证人因出庭作证所致物质利益损失及补偿的规定不健全”等诸多方面,主要集中体现在制度的不健全、立法上有缺陷的层面上。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找原因,立新法、新规定的层面上,而应该站在完善证据体系、证据规则,健全证据采信规则,保障司法及保障人权的高度来考量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只有这样,这个问题的解决才会是全局性的、有保障的。现试提出以下建议:
一、从立法上明确确立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是针对封建时代所推行的间接审查、书面审查而提出的,它的基本内涵是法官应当以在法庭上当面获得的证人证言结合其他证据作为判断案件事实证据的依据。这一原则的确立,有助于庭审法官听取各方言词陈述,及时引导控辩双方对事实、情节上的疑点开展论证、辩论、质证,也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体现诉讼民主。
依直接言词原则,传来证据只有在法律有规定的特别情况,才能采纳。英美法系国家无论立法还是司法均奉行完整意义上的直接言词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对此有一定体现,但并不强调贯彻。而我国则表现为刑诉法条文中已蕴含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如刑诉法第47条之规定),但在文字并无类似表述,而且其后还规定证人不出庭而证人证言予以采信的例外。笔者认为在这种例外演变为普遍,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成为惯例之时,有必要将该原则明确写入法典。
二、确立排除传闻证据规则
依据英美证据法,传闻证据是指在审判或讯问时作证的证人以外的人所表达或作出的被作为证据提出的,证实其所包含事实是否真实的一种口头或书面的意思表示或有意无意地带有某种意思表示的非语言行为。笔者认为,其在实践中一般包括两类,一类是证人在审判出庭讯问以外对直接感知的案件事实亲笔所写的证词及由侦查部门制作并经本人认可同意的询问笔录;另一类是证人在当庭就他人所感知的事实向法庭所作的转述。而排除传闻证据规则是指原则上排除传闻证据,即如无法定理由,传闻证据不具有当然的证据能力。原因主要在于,传闻证据无法确保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权利一致,未经宣誓或确认,也没有给予当事人对原始人证进行反询问的机会,更无法当庭查明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人是否诚实可信。从这个角度看,排除传闻证据规则与直接言词规则功能作用相似。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考虑到司法资源有限和诉讼经济,笔者认为完全绝对排除传闻证据是难以做到的。因为这不仅会造成诉讼拖延,形成诉累,同时也会妨碍查清案件事实,因此制定排除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便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了。根据英美证据理论,此类例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可信性的情况保障,即具有高度的可信性;二是具有必要性,即存在无法对原始人证进行询问的客观原因。
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作下面的规定是必要的和现实的:
1.在现阶段使用书面证言是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只能对那些控辩双方无争议的证言。对于那些有争议、有疑点却又至关重要的证言,则必须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2.对于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如符合以下两条件的可使用:一是证人确实无法到庭陈述,如死亡、病重、旅居海外或去向不明;二是有其他方式可证明书面证言的真实性,如对证人询问过程的全程录相,或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在场并听见证人的陈述,或排除伪造以及逼迫的情况下证人的亲笔证词等。
3.在不同阶段的证人证言出现出入矛盾时,如何采信,是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明确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的效力是必要的。司法实践中,一般都认为在法庭上或由法官制作的询问笔录公信力最强。正因为如此,在很多检法两家有争议的案件中,法官往往以此作出有争议的判决,检察机关也往往以此作为理由发动抗诉或审监程序。在这点上,日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可借鉴之处,它规定对于证人询问笔录,因主体不同可能具有不同的效力,法官询问笔录作为证据的限制最少,效力最高,检察官次之,而警察及律师的笔录限制最大。
笔者认为类似规定对于我国也是适用的,实际上在实践中也是如此操作的。这并不是说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法律地位比法院低,而是由刑事审判的性质和法院的功能决定。明确作出类似规定,一方面可以促进我们的侦查工作和审查起诉工作,增强责任感。在侦查工作中多问几个“所以然”,避免诱证、迫证,防止证人做伪证情况的出现;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机关之间不必要的纠纷和扯皮。这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起就个案一个个磋商,即省时省力,又更具指导性。
当然,这种倾向采信当庭证言的方法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其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第4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依法收集调取各种证据,包括证人证言的权利,其所收集的证人证言具有一定的证据资格和证明能力,这与英美国家的有关传闻证据的规定不同;其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庭前证言的真实性可能大于当庭证言,笔者认为可以在下列条件下当庭使用庭前证言。
1.将证人所作的合法的庭前陈述作为弹劾(质证)证据使用,从而对其当庭陈述进行质疑。最高检制定的《刑事诉讼规则》第338条第五款规定:“证人进行虚假陈述的,应当通过发问澄清,必要时还应宣读证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提供的证言笔录或出示、宣读其他证据对证人进行询问。”这实际上便是规定将证人庭前陈述作为弹劾证据使用。为了保证诉讼效力和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这种使用的条件应是证人的当庭陈述与庭前陈述出入较大,对定罪量刑影响重大。
2.在一定条件下,不采信证人的当庭陈述,而采信庭前陈述。其条件是:第一,两者出入较大,甚至是截然相反;第二,证人庭前陈述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封闭的证据链条,具有合理的排他性,也系证人的真实表达。而当庭供述矛盾百出,不能自圆其说;第三,给予并保障证人对两者不同的辩解的权利,而其辩解不真实可信,无任何证据可资证明。
对于不同阶段证人证言效力问题,我国刑诉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均未作规定,而只有在最高检的诉讼规则中有若干规定,且尚未得到法院认可,因此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予以明确是必要的。
四、完善现行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补充证人出庭的规定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规定出庭作证是证人的法定义务,证人不出庭作证只能是极少数例外,并应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如未成年人、严重疾病等。
2.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制度,应既包括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也包括事后保护措施;既包括对证人的保护,也应包括对证人的亲属的保护;即包括对证人人身的保护,也包括对其财产的保护。
3.确立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制度和证人拒证的处罚制度。